江青失势之后，那些样板戏被封存了整整10年。说到这事儿，《沙家浜》的编剧汪曾祺先生当时无奈地说了一句心里话的反话，他说样板戏“没啥好提的，过错大了去了”，还“留下的麻烦一大堆”。
汪曾祺为啥会讲出那句话呢？这还得追溯到他加入样板戏创作团队那会儿。
汪曾祺在1958年遭遇了不幸，被划成了右派，接着就被派到河北张家口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参加劳动改造。到了1960年10月，他的右派身份被取消了，但因为没有单位愿意要他，他还是得留在农科所里，继续画农作物的图谱。到了1966年，汪曾祺又遇到了麻烦，他被关进了牛棚，天天挨批斗，还得去做扛煤这些苦力活。好在1968年6月，他再次恢复了正常身份。
摘掉第二顶帽子后，汪曾祺遇到了点麻烦，因为一些个人的特殊情况，没有哪个单位肯收留他，这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去找联大的老同学杨毓珉帮忙，那时候杨毓珉正好在北京京剧团艺术室当头儿。多亏了杨毓珉，汪曾祺这才得以在北京京剧团找了个编剧的活儿。可就在那会儿，江青正火着呢。作为毛主席的夫人，她还是文化界的领头人物，政坛上的一颗新星正慢慢升起。江青想要把文艺工作抓起来，而现代京剧就成了她下手的重点。
在现代京剧剧本的编写过程中，江青和汪曾祺有了交集，江青让他“特别参与”，留在身边专门负责样板戏的编剧任务。他主导了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的创作，这才有了那段广为人知的唱词：砌好七星灶台，铜壶里煮着三江之水，摆好八仙桌，迎接四面八方的客人。来者皆为座上宾，全靠一张巧嘴来周旋。见面时笑脸相迎，过后也不再多想。客人一走，茶水就凉，哪管什么考虑周不周全……
说实在的，汪曾祺的艺术生涯能迎来第二春，全靠江青的帮助。没有江青，汪曾祺可能就不会后来有那么大的成就。你想啊，如果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，哪还有心思去搞文艺创作呢？
在《沙家浜》创作团队那会儿，江青对汪曾祺很是看重，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到了“文革”时期，江青还特地发话“释放”了他，并且钦点他上天安门参加群众大会，这让他的人生开始走得顺风顺水。那时候，外面好多人都觉得汪曾祺是抱上了江青这条大腿，算是混出了点名堂。
那么，江青虽然挺看重汪曾祺的本事，但为啥还要对他“限制使用”呢？还不是因为汪曾祺不是党员，还是个摘了帽的右派。这一点上，江青可是挺讲原则的，不会因为跟汪曾祺关系好，就随便抛开政治规矩。
汪曾祺受到了“国母”的优待，感觉心里头热乎乎的，感激得不行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似乎少了点远见和防备心，就像个没遮没挡的人站在大伙儿眼皮子底下，自己把把柄往别人手里送，还一门心思地为主子卖命。
现实挺狠的，江青垮台后，清查“四人帮”残余的行动就动起来了。1977年，汪曾祺被工作组直接点名为重点调查对象，让他老实交代和江青、于会泳那帮人有啥瓜葛。汪曾祺这下可倒霉了，跟窦娥似的，那段日子他整天闷在家里喝酒，喝完就嚷嚷着要“剁手”表决心。
这次审查折腾了两年多时间，汪曾祺硬是写了十几万字的相关材料。他心里那股憋屈和冤枉，还有那些难以言说的尴尬，真是让人能想象到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江青帮他摘掉那顶帽子惹出的乱子，还是因为江青邀请他上天安门城楼带来了什么麻烦？
手头上有了十几万字的说明材料后，汪曾祺不得不违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：那些样板戏啊，“没啥好说的，过错大了去了”，简直就是“留下了数不清的麻烦”。你想啊，汪曾祺之前都已经被整倒过两次了，而且他还不是共产党员。要是再来第三次，这辈子可能就真的翻不了身了。所以说，他讲那句违心话，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
事实上，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汪曾祺并非唯一受审查的人，好多演员也都没能幸免，只不过他们没汪曾祺那么走运。
例如，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主角刘庆棠被判了17年牢，罪名是参加了反革命集团、搞反革命宣传，还诬告陷害别人。江青对刘庆棠特别关照，照顾得非常好。1969年4月，江青推荐他做了党的“九大”代表，还进了主席团。1970年，他又进了国务院文化组，管起了全国的文艺创作。到了1974年，刘庆棠在中共“十大”上还当上了中央委员。第二年，他更是一下子升为了文化部副部长。
举个例子，《红灯记》里头演李玉和的钱浩梁，被人当成“四人帮”的帮手，给扔进监狱里查问。最后判定他犯了大的政治过错，但不用上法庭。一直到1982年年初，他才重获自由。
不说他们为啥会被判刑或审查，历史是明摆着的，没法挑剔，就让后人去评判吧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要是他们没跟江青扯上关系，没演那些样板戏，还是继续演那些才子佳人、王侯将相、神仙妖怪的故事，说不定能“功成名就”，变成大家尊敬的老艺术家。这是不是命运的玩笑呢？
审完稿子后，汪曾祺继续写：对于好多人对江青的那种深仇大恨，我真是没瞅见，也体会不来。我心里头一直记着她的好。每当关键时刻，她总能想到我，然后我就得为她出力。有人给我扣上“御用文人”的帽子，这词儿太难听了，但说实话，也确实有那么点意思。
显然，江青对汪曾祺的提拔和关照得到了回报，汪曾祺这人，知道好歹，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。